随着临床对HER2阴性乳腺癌靶点挖掘的日益深入,广泛存在于乳腺癌细胞的Trop-2蛋白成为备受关注的精准治疗靶点。靶向Trop-2的抗体偶联药物(ADC)戈沙妥珠单抗(SG,Sacituzumab Govitecan)脱颖而出,先后通过ASCENT研究、TROPiCS-02研究获批了三阴性乳腺癌(TNBC)及激素受体(HR)阳性晚期治疗适应症。
编者按:随着临床对HER2阴性乳腺癌靶点挖掘的日益深入,广泛存在于乳腺癌细胞的Trop-2蛋白成为备受关注的精准治疗靶点。靶向Trop-2的抗体偶联药物(ADC)戈沙妥珠单抗(SG,Sacituzumab Govitecan)脱颖而出,先后通过ASCENT研究、TROPiCS-02研究获批了三阴性乳腺癌(TNBC)及激素受体(HR)阳性晚期治疗适应症。未来,SG将通过一系列临床研究,实现在HER2阴性乳腺癌领域的布局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剑教授将为各位读者解读SG在HER2阴性乳腺癌的应用与发展,为临床诊疗带来更广阔的思路。
01
肿瘤瞭望:在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治疗中,为何Trop-2靶点会脱颖而出,成为乳腺癌领域备受关注的靶点?
张剑教授:HER2阴性乳腺癌包括HR阳性和HR阴性两个亚型。目前,已有一系列针对HER2低表达的临床研究显示了抗HER2治疗的有效性。DESTINY-Brest04研究、DESTINY-Breast06研究中T-DXd在HER2低表达的治疗中展现了良好的结果,RC48等也在该领域不断开拓,但囿于HER2低表达人群有限,抗HER2治疗并非主要治疗手段。在BRCA1/2突变方面,PARP抑制剂带来了新的治疗机会,然而即便在TNBC患者中,BRCA突变阳性患者也仅占11%左右,可获益人群较少。CDK4/6抑制剂在HR阳性患者的治疗中逐步站上了历史的舞台,尤其是随着其在国内进入医保,将极大改善患者的生存,但也仅适用于HR阳性患者。PI3K/AKT/mTOR通路也备受关注,一系列基于该通路的靶向药物也在开发中,比如TNBC中较为常见的PTEN失活或下调为未来的精准治疗带来了空间;HR阳性患者PI3Kα的比例约有40%~50%,以Alpelisib为代表的PI3Kα抑制剂也已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批准;此外,以依维莫司为代表的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、新型AKT抑制剂也在为患者的精准治疗带来更多贡献。但上述靶点的探索并未完全解决TNBC和HR阳性乳腺癌的精准治疗需求,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。
众所周知,实体瘤细胞表面普遍存在一种名为Trop-2的跨膜蛋白,在TNBC和HR阳性乳腺癌中广泛存在,具有促进肿瘤细胞增殖,增强肿瘤细胞迁移、侵袭和抗调往能力,是开发新型ADC的理想靶点。由此针对Trop-2开发的ADC药物戈沙妥珠单抗(SG,Sacituzumab Govitecan)已经在ASCENT等临床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结果。SG的药物抗体比约为7.6:1,且存在“旁观者效应”,其疗效表现与Trop-2表达高低无关,适用范围更广。如今,SG已在TNBC和HR阳性乳腺癌中获得了独特的治疗地位,其治疗TNBC的适应症也获得了我国批准,我们期待其在HR阳性乳腺癌的适应症也能尽快在我国获批。
02
肿瘤瞭望:对于激素受体状态不同的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,Trop-2 ADC SG的临床表现如何?您有怎样的评价?
张剑教授:如上所述,HER2阴性患者包括HR阳性和阴性,SG在此两类亚型中都进行了探索。对于HR阴性/HER2阴性乳腺癌(TNBC),Ⅲ期ASCENT研究显示:在二线及其后的多线治疗中,SG相较于医生选择的治疗方案(TPC),ORR为35%vs 5%,mPFS为5.6个月vs 1.7个月(HR=0.39,95%CI:0.31~0.49,P<0.001),mOS实现翻倍,为12.1个月vs 6.7个月(HR 0.48,95%CI:0.38~0.59,P<0.001)。亚组分析显示SG带来的疗效改善并不依赖于患者Trop-2水平的变化,也与BRCA突变状态无关,符合入组人群全获益的特征。在生活质量方面,ASCNET研究对患者生活状态、体能状况评分等进行了专业的生活质量量表审查,结果发现SG与TPC相比生活质量评分并无下降,在部分评分中取得了更突出的成果。总之,这些惊艳的结果令人印象非常深刻。
对于HR阳性的乳腺癌,SG也通过Ⅲ期TROPiCS-02的临床进行了探索。该研究结果与ASCENT研究非常接近,在多线治疗的难治性HR阳性乳腺癌当中,SG与TPC相比,mPFS为5.5个月vs 4.0个月(HR=0.66,95%CI:0.53~0.83,P=0.0003),mOS也有相应获益,为14.4个月vs11.2个月(HR=0.79,95%CI:0.65~0.96,P=0.02)。
基于上述研究,FDA批准了SG在TNBC和难治性HR阳性乳腺应用的适应症,我国的CBCS指南将其作为可选的推荐方案,并纳入罗列了相应的循证医学证据。我们非常期待在我国患者中更好的应用SG,再现ASCENT研究和TROPiCS-02研究的结论,也希望在我国能有更多真实世界数据去进一步证明SG在HER2阴性乳腺癌中的疗效,为我国患者带来更多获益。
03
肿瘤瞭望:您对Trop-2 ADC SG在HER2阴性乳腺癌未来的应用与发展有哪些期待?
张剑教授:Trop-2 ADC SG已在后线治疗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,我们对它抱有的期待更多。首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将SG的应用从后线向前线推进。SG正在开展的一项Ⅲb期ISIdE研究(NCT05552001),即在一线化疗联合±靶向/免疫经治失败的、(新)辅助化疗±免疫治疗进展的、手术或放疗等根治性治疗结束6个月内复发的TNBC患者中,尝试二线应用的疗效。Ⅲ期ASCENT-03研究(NCT05382299)、ASCENT-04研究(NCT05382286)则继续向前探索SG或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一线应用的效果。从晚期继续往早期进发,Ⅲ期ASCENT-05研究(NCT05633654)正在研究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强化辅助治疗是否可以改善non-pCR的TNBC患者预后;SASCIA研究(NCT04595565)则进一步将强化辅助治疗扩大到了HER2阴性患者群体。新辅助治疗方面,Ⅱ期临床研究(NCT05675579)正在探索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pCR状况。总之,一个药物的生命周期长短取决于我们的创新与探索,从后线到前线,SG给了我们更多期待。
立足我国临床现状,我们殷切期待SG可以在中国尽早真正实现广泛可及,以积累更多中国患者的诊疗数据,这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。再者,我们也期待SG在联合用药方面寻求更多突破,探索联合PARP抑制剂、化疗、内分泌治疗等不同的治疗策略,为乳腺癌诊疗打开思路。最后,我们非常期待SG能够尽快明确在乳腺癌治疗格局中的准确定位与用药线序,这需要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寻找真实的答案,从而为中国乳腺癌事业发展提供更多助力。
张剑教授
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
一期临床研究病房行政主任
肿瘤内科主任医师
上海“医苑新星”杰青人才获得者
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
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召集人
长江学术带乳腺联盟YBCSG主委
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委
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委会副主委
乳腺癌整合防治全国专家委员会青委会副主委
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
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
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常委
中国康复医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
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常委
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
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研究管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DE首批化药临床兼职审评员
《Diseases&Research》副主编
第一/共一/通讯发表SCI论文40余篇(Lancet Oncol 41.3、Ann Oncol 32.9、Nat Commun 14.9、Clin Cancer Res 12.5、J Hematol Oncol 17.4)